摘要：誠信作為道德規范，既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社會實踐。它是人類社會古老的道德準則，是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是黨和政府一直傳承和弘揚的道德要求。然而，誠信缺失事件的不斷出現引發了人們對誠信道德問題的廣泛關注。不少人存在著對傳統誠信道德文化認識上的偏頗，對黨和政府重視誠信道德建設及取得成績的漠視，對現實誠信道德整體現狀判斷悲觀的現象。文章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性分析和正確認識誠信道德問題，并積極探尋解決問題的對策，以期人們正確認識誠信道德現狀。

關鍵詞：依法治國；誠信道德建設；芻議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1]。道德與法律是調節人們思想行為、協調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共同服務于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誠實守信作為公民道德建設的重點，既是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弘揚，又是對當代中國道德建設實踐的正確反映。然而，在我國現實社會轉型期，隨著近年來一些領域、一些人群中失信事件的頻發及公眾對社會誠信度評價的走低，由誠信缺失引發的誠信道德問題成為人們持續關注和熱議的話題。在看到多數人能夠理性分析和判斷的同時，也存在著部分人對傳統誠信道德文化認識上的偏頗，對黨和政府重視道德建設及取得成績的漠視，對現實誠信道德整體現狀判斷的悲觀。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正確分析誠信道德問題并積極探討解決問題的對策，以期人們正確認識誠信道德現狀，對加強誠信道德和法治建設有所啟示。

 

一、“誠信”這一中華傳統美德不能丟

 

        正確認識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加強誠信道德建設的基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币虼?，“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對于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盵2]。著名倫理學家羅國杰教授認為，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化，“總的來說，‘仁、義、禮、智、信’中提倡的‘五?！侵腥A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值得我們大力弘揚?！薄霸凇宄！?，只有‘信’是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原則，它強調每一個人的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是平等的，是相互之間都應當遵守的?！盵3] 為我們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傳統誠信道德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學說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儒道墨法多家并存，且理念常常相左，但都將誠信作為共舉的道德標準?！靶拧弊鳛椤拔宄！敝械牡赖路懂犞?，一直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和價值標準。探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以“誠”為真實無妄的本然之道，追求天人一致?！抖Y記·中庸》有言：“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薄睹献印るx婁上》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币庠谝笕藗冏裱陀^的天道，按照人的本質去生活、行動，時刻以誠信為念，思行天道之誠，使天然的德性轉化為自然的行為。（二）以“誠信”為道德之本，行為之源，追求內在誠實與外在守信的統一。許慎在《說文·言部》中說：“誠，信也；信，誠也?！??！罢\”是人的內心真實，“信”是“外信于人”的行為?！罢\”是“信”的根基，“信”是“誠”的外在體現，即要以“誠”為本，取“信”于人，二者互為貫通，互為表里。（三）“誠信”乃立身、立國、立商之本?！墩撜Z·為政》中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薄墩撜Z·學而》倡導：“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闭\信做人、誠信相交是人生存于世的根本道德準則。為政者，取信于民，才能無所而不為，“君子信而后勞其民；未信則以為攘己也?！薄吧虾眯?，則民莫敢不用情?！敝挥袨檎咧v誠信，法律制度才可能全面貫徹執行。經商奉行誠信，則可贏得官府百姓的信任?！百Z民禁偽而除詐”、“古者通商物不豫”、“以禮則工商不豫”，表明信用無欺經商之道不僅是必須遵守的商業倫理，而且能夠給經商者帶來好處，實現促進流通，利賈利民?！秴问洗呵铩べF信》篇總結道：“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會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事，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幽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為信乎！”?？梢?，誠信之德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講究信用，遵守諾言，是立身、立商、立國之根本。中國古代為我們留下寶貴的誠信道德文化資源，應該倍加珍惜而積極學習借鑒。

 

二、黨對誠信道德建設的重視及取得的成果不能忘

 

        我黨重視思想道德建設，并把誠實守信作為重點內容。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始終都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盵4]毛澤東要求黨員和領導干部講誠信、守信用，起表率作用，他指出“對同志、對戰士、對人民,要講老實話,是則是,非則非?！盵5] “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盵6] “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盵7]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十四屆六中全會分別通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兩個決議，都強調了“誠實守信”的道德建設規范。中共中央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明確把“明禮誠信”作為公民道德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提出要“以誠實守信為重點”，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建設。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建設，把“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作為“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內容之一。黨的十七大報告要求，“以增強誠信意識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秉h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強調，切實“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黨的十八大強調，“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黨對誠信道德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和積極推進，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

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考察道德現象，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由于我們黨歷來重視誠信道德建設，所以，當前我國包括誠信在內的道德狀況的主流是發展進步的[8]。這樣的判斷和分析符合我國當前社會實際狀況，社會主流道德輿論和主流道德觀念積極、進步、向善，社會道德建設領域大大拓展，社會道德榜樣的層次愈加豐富多樣，道德理論發展進步，在總體上與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是同向的。[9]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用先進的道德思想武裝人，以高尚的道德精神激勵人，以優秀的道德榜樣引導人，取得了誠信道德建設的積極成果。各個地區、各行各業、各類人群都涌現出一大批具有時代特征的誠信道德模范和先進典型。從“當代雷鋒”郭明義、莊仕華，到“信義兄弟”孫水林、孫東林；從 “誠信致富”的王樂義、“誠信經商”的尚金鎖，到 “誠信建房”的范玉恕、“誠信報國”的王一碩；從“廉潔履職”的楊善洲、“兩袖清風”的劉金國，到“踐行信念”的沈浩、“人民的貼心人”牛玉儒，從冰雪災害、汶川地震、玉樹地震、雅安地震，到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南京青奧會的志愿者和英模群體等，都“以自己堅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詮釋了我們社會的主流價值，以對親人的愛、對國家的忠、對事業的誠來踐行和見證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偉大中華文明，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中國革命道德傳統，印證社會主義道德的豐富內涵，體現改革開放的時代風范，”[10]為引領社會誠信道德風尚、弘揚社會正氣起到了示范和表率作用，奠定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和偉大復興的基石。

 

三、誠信道德缺失存在的突出問題不容回避

 

        看不到30多年中國社會道德建設的成績和主流，就會喪失信心，是錯誤的；看不到當前存在的一些道德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就會喪失警惕，同樣是危險的。[11]由于道德發展的滯后性、體制機制不完善、法治和德治不完全相適應及社會輿論放大效應等原因的影響，[12]現實社會中確實存在著“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的現象。在政務領域，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的政策多變、有法不依、不守承諾、暗箱操作等，一些干部，特別是部分領導干部的弄虛作假、欺上瞞下、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等。在商務領域，表現為部分企業及商家的不守信用、不講信譽、違約欺詐、制假售假、坑蒙拐騙、虛假宣傳、財務信息嚴重失真等。在司法領域，表現為個別司法人員的刑訊逼供、司法不公等。在社會生活領域，個體方面表現為假學歷、假履歷、考試作弊、欠貸不還、偷稅漏稅、假醫假藥等，公共生活方面表現為少數人的見危不救、見惡不忿、見弱不幫、見苦不憫等，公共服務方面表現為食品行業的“瘦肉精”、“毒奶粉”、“地溝油”等，建筑行業中的“橋垮垮”、“樓脆脆”等，教育領域個別人的論文抄襲、成果剽竊、買賣文憑、沽名釣譽等，醫療衛生領域個別醫生小病大看、小病大藥方、“紅包”盛行等。各類誠信道德缺失案例頻發多發，不斷沖擊著人們的道德底線，拷問著人們的道德良知，給社會的和諧發展帶來了嚴重危害。

        針對食品安全領域出現的一系列惡性事件，溫家寶曾嚴厲指出：“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 [13]由誠信缺失導致的道德失范，侵蝕著個人、國家和社會的健康發展的肌體。其后果非常嚴重。

（一）嚴重影響著公民對社會誠信度的評價。2011年7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開展的“2011中國人信用大調查”顯示：公眾對當前中國社會誠信狀況不樂觀，超六成（65.7%）受訪者認為，近十年來中國社會誠信度整體下滑。[14]2011年2月，《瞭望》周刊聯合國內專業調查研究機構對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成都五個城市進行的社會誠信狀況調查數據顯示：被訪者對當前我國社會誠信狀況總體評價較低，僅有4.8%的被訪者評價“好”，47.8%評價“一般”，而認為“差”和“很差”的占46.6%。2009年，《小康》雜志聯合新浪網對我國“誠信小康”狀況進行的抽樣調查、《人民論壇》所作的“千人問卷”調查、2010年社會心態藍皮書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社會信任調查，都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論。[15]雖然這些數據屬于樣本調查，不能全面準確反映社會誠信的總體狀況，但誠信缺失問題日益凸顯卻是不爭的事實。假話不信，真話受質疑，成為一種不良的社會心態，嚴重影響著國家發展的良好社會基礎。

（二）政務失信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據新華網誠信調查顯示，公眾認為“目前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誠信”中，“政務誠信”占到59.9%，加上“司法公信”21.3%的比例，對提高整個政府誠信的比例超過八成。政府既是社會信用的制定者、執行者、維護者，又是公共信用的引導者、監督者、踐行者，政務誠信在整個社會誠信體系處于關鍵與核心地位，直接影響著商務誠信、社會誠信，政府誠信水平的高低關系到社會誠信道德的整體運行過程。然而，從“7·23”溫州動車追尾事故，到“7·20”、“7·25”恩施州建始縣不作為、亂作為事件；從鐵道部新聞發言人“反正我信了”，到建始縣經信局副局長“砍村民藥材樹誰說賠錢”；從郭美美微博炫富將中國紅十字會推上輿論漩渦中心，到會理官員“懸浮”事件等的出現，一次次將政務誠信推上社會輿論和公眾關注的風口浪尖，直接拷問著政府行為的公信力。各種不信任情緒的累積，最后都可能會引向對政府的懷疑。因此，政務失信不僅給商務誠信和社會誠信帶來負面影響，更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嚴重影響黨長期執政的群眾基礎。

（三）商務失信嚴重影響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商務部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企業每年因信用缺失導致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高達6000億元，其中因產品質量低劣、制假售假、合同欺詐造成的各種損失達2000億元。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誠信經濟、信用經濟。誠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石，“誠信是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16]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隨著生產規模、市場范圍、交往層次和交換頻率的迅速擴大，信用作為一切交易活動的基礎，必然要求被人們認同和遵守。只有交易雙方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礎上的承諾和踐諾，才能使雙方無須付現即可獲得商品、服務和貨幣，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誠信的缺失，一方面造成交易主體不被對方信任，限制交易主體自身發展，另一方面為防范交易風險被迫增加交易成本，使得經濟活動萎縮，經營效率低下，甚至企業破產。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社會信用鏈條的中斷和損害，破壞了市場機制和市場經濟規則。

（四）社會失信嚴重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社會誠信缺失造成人們之間互不信任相互提防，使得相互間的交流和溝通變得更加困難，對他人的同情、關心和幫助也變得更加不易。更為嚴重的是，失信行為得不到有效制止，使得許多誠實守信的人利益受到損害，認為“老實人吃虧”的思想占了主導，整個社會的道德風險加大，道德水平下降。同時，誠信作為社會有序發展和一切社會活動的基礎，必然要求被人們遵守和認同，一旦誠信不彰，社會上便會坑蒙拐騙盛行，欺詐造假成風，最終必然使民眾對社會和政府失去基本的信心和信任，導致社會的和諧穩定運行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一些法律工作者不無憂慮的指出：“在一個不講誠信的社會，守信者遭受損失，劣幣驅逐良幣，驅使很多講誠信的‘好人’變成了‘壞人’，人們從不敢誠信、不能誠信發展到最后不愿誠信，很可能引發整個社會的信任危機”。 [17]

（五）誠信缺失嚴重影響文化的發展和繁榮。道德是文化的靈魂，誠信是社會的良心。誠信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核心和根本。只有人人講誠信、社會重誠信，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才不致成為空中樓閣。良好的社會信用是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前提，是每個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成員立足于社會的必要條件。反之，如果誠信缺失、不講信用，不僅危害經濟社會發展，破壞市場和社會秩序，而且損害社會公正，損害群眾利益，妨礙民族和社會文明進步，更談不上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了。尤其是在當前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一體化逐漸加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關鍵時期的特殊背景下，切實加強誠信建設，以先進文化引領經濟政治建設，有利于公平正義的回歸和社會的和諧。

 

四、加強誠信道德和法治建設刻不容緩

 

        順應國人之期盼，關注民生之需要，實現文化強國和依法治國之目標，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切實“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抓緊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體系，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在全社會廣泛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 [18]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作用，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 。[19]正視誠信道德問題，推進誠信道德建設，構筑社會誠信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一）加強誠信道德的宣傳教育

        教育升華思想，思想引導行為。要通過思想教育，引導人們把誠信道德轉化為內心信念、信仰。要充分認識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所帶來的嚴重危害，把誠信道德教育作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要像重視經濟建設、法制建設一樣高度重視誠信道德教育。要加強中華優秀道德文化傳統和黨的革命道德傳統的教育，加強新時期誠信道德模范和先進典型的宣傳教育，普及誠信文化和誠信知識，培育道德主體的誠信意識和誠信素養，增強誠信道德自覺和自信；加強對社會精英重點人群的誠信道德教育，把黨員干部、公務員隊伍、富裕階層和文化科技精英等作為誠信道德教育的重點，發揮他們的標桿和示范作用。通過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誠信教育，在全社會努力形成“人人知誠信、人人講誠信、人人行誠信”的良好道德環境。

（二）加強法治建設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

        要以社會成員信用信息的記錄、整合和應用為重點，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全面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建立各類企業、組織、個人的誠信信息的征集和公開機制，建立統一集中或政府、行業、信用中介機構三個層次的資信數據庫，及時有效地向全社會提供和發布信用信息。建立從業人員的信用檔案，形成一個動態評估體系，向媒體公布個人的誠信情況，個人信用檔案與銀行、信貸、工商、稅務等單位進行“資源共享”，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使尊法守法成為全體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覺行動。建設社會信用中介組織，支持科學治理、依法經營、有市場公信力的持牌信用服務機構開發信用產品，發揮專業優勢，細分信用市場，強化營銷服務，滿足多層次、多樣化、專業化的信用服務需求。鼓勵社會各界使用、引導信用服務需求，共建社會信用環境，培育和發展信用服務市場，通過整合工商、質監、財政、稅務、審計、司法和銀行等系統的各類信息，建立以互聯互通的信用資料數據庫為基礎的公共信息平臺。發揮新聞媒體輿論監督作用，通過對誠信者的社會褒揚和對失信者的輿論譴責，促進社會形成良好的誠信氛圍。

（三）發揮政務誠信建設的關鍵作用

        政務誠信對其他社會主體誠信發揮著重要的表率和導向作用。政府守信踐諾，企業才會履行契約，民眾才會“不令而行”；政務缺乏公信力，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建設便舉步維艱，民眾、法人也難免“雖令不從”。 [20]打造誠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是一個現實而緊迫的課題。政府作為提供公共服務、維護社會秩序的關鍵行為主體，一要堅持實事求是，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二要恪盡職守，用心謀事，用情做事，用力成事，不回避矛盾，不推過攬功；三要清正廉潔，珍惜名譽，靠誠信贏得民心；四要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做誠實守信的表率，為群眾樹立榜樣；五要政務公開，依法行政，增加透明度，避免行政壟斷和暗箱操作。政府部門及公務人員要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努力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范者、誠信風尚的引領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帶動和推進其它領域的誠信建設。

（四）發揮商務誠信建設的主體作用

        商務誠信是社會誠信的晴雨表，隨時反映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商務誠信問題更易于為社會大眾和新聞媒體所關注，也成為人們評價整個社會誠信水平的重要依據。因此，加強商務誠信建設，要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評價制度。一是要引導行業協會組建行業信用平臺。政府應充分響應企業或行業協會的要求，制定各種獎優罰劣的政策，引導行業協會按照政府的信用體系建設規劃，搭建有效率的行業信用平臺。二是要建立企業信用評價制度和懲戒制度。建立健全對企業、擔保機構、金融市場產品的信用評級制度，對信用等級優良的企業在市場準入、土地使用、銀行貸款、出口退稅、政府采購、項目核準、工程招投標等方面給予傾斜和支持。有不良信用記錄的企業，不享受在財政貼息、擔保和政府扶持資金等方面的支持以及各項優惠政策。針對惡意拖欠和逃廢金融債務、逃稅騙稅、騙保、商業欺詐、制假售假、拖欠職工工資等行為，選擇重點開展年度企業失信專項治理行動，努力形成“守信經營光榮、失信害民可恥“的市場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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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學雷鋒活動常態化融入高職校園文化建設研究”（SK2013A144）和安徽省教育廳質量工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研究項目“高職‘概論’課專題式教學模式

改革研究”（2013szxm120）成果之一。

 轉引自《365bet投注體育學報》2015年第1期